2020年01月07日

苗綠:人本全球化的具象反映——留學群體與全球人脈網絡 | CCG研究

來源:CCG



作者 | 苗綠,全球化智庫(CCG)副主任




  15世紀似乎是一個神奇的歷史節點,從西方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東方的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全球貨物貿易流動,掀起了全球化的第一個浪潮,在大航海時代之后,貨物流動催生了全球化的資本流動。當時,西班牙王室的巨額資金匯聚于尼德蘭金融地帶,而17世紀荷蘭股票市場發展,也是為了支持貨物的流動。因而,資本開始流動起來之后,全球化的第二個浪潮開始出現——全球資本流動。

  綜觀人類歷史,每一次全球化似乎都比前一次更深入、規模也更宏大。20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米爾格倫提出了著名“小世界原理”,又稱作“六度分隔”理論,也即“與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最多通過六個人就能夠認識任何一個陌生人。”可見,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的社會關系開始在全球范圍鏈接,開始從一個個點到面、到線、再到網絡,逐漸將不同國家、地域、民族之間的人內在地鏈接、聯通在了一起,人們的活動領域和交往范圍極大地拓寬,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產生了全球鏈接。這時,全球化的第三階段——“人本全球化”開始顯現……



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下的困境與迷思



  201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迎來第40個年頭,順利度過了國際全球化的前兩個浪潮。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調整管理外商投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政策和法律體系;消除貨物流動的壁壘,開放了零售業、電信業、金融保險業、物流業等服務性行業,減少保護措施,降低行業的準入門檻,從而拓展了外商進入中國內地的產業領域。全球化智庫(CCG)《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研究表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連續10年持續增長,2016年達到了1701.1億美元,是2006年的8倍。如今,中國從加入WTO參與世界貿易體系,到成為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家、最大貿易國,中國經濟開始井噴式發展。

  時至今日,中國參與全球化發展至今,成績可圈可點。但是否在前二場“全球化”浪潮中占據絕對主動權,還需討論。多年來,WTO在平衡國際貿易關系,減少貿易摩擦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但外界對WTO“邊緣化”的質疑聲卻不絕于耳——隨著新興國家從全球的邊緣走向中心,成為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存在的不同利益訴求又成了束縛WTO進一步發揮作用的因素之一。從2011年開始的多哈會議談判之后WTO的發展一直停滯不前,新的發展模式遲遲沒有出臺。就地區性的自貿協議來看,一直以來,中美兩大國長期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之間博弈,但隨著美國退出TPP,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日本則搶占先機率先牽頭推出了全面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國仍被排除在體系之外,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在世界經濟形勢中趨于被動。

  總結來看,中國在第一波“貨物全球化”中取得了較大優勢,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吸引外資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在第二波“資本全球化”中,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棋逢對手,但世界經濟形式和格局仍然不太明朗;因此,如同三局兩勝的比賽一樣,中國是否能在未來全球化發展中贏得先機,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占據優勢。



“全球化”學理分析——全球化的研究層面




  學術界對全球化宏觀理論的系統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達到高潮,由此各式各樣的全球化思潮才開始如雨后春筍一般相繼產生——宏觀與微觀、唯物與唯心、辯證與形而上的精巧構思層出不窮。

  1970年代中年后期,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全球意識不斷增強,人們開始用體系的觀點來審視整體世界及其各個部分的發展與變化。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研究世界體系歷史發展特征與規律的新的發展理論,是全球化理論的前身。加拿大傳播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傳播探索》中提出“地球村”的概念,這被認為是全球化理論的萌芽。此后,安東尼·吉登斯主張“全球化是現代性的后果”,認為全球化是現代性從社會向世界的擴展,是現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圍轉變的必然結果;羅蘭·羅伯森、用“全球場域”(global field)來代替通常使用的“全球體系”(global system)提出了“全球化模型”;烏爾里希·貝克用自反性現代化來解答全球化的問題和面臨的困境;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目前的世界形勢不只是冷戰的結束,也是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愛德華·W·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借用福柯的權力理論對西方文化現象進行解構; 賽繆爾·亨廷頓認為當今世界沖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因素,而提出“文明沖突論”;哈貝馬斯進一步明確地把全球化界定為“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轉變”。

  在全球化的微觀理論層面,米瑞姆·儀埃雷茲和埃弗拉特·蓋緹在其《一種動態的、多層次的文化模式:從個人的微觀層面到全球文化的宏觀層面》:社會文化變遷可以從人們日常行為的變化開始, 通過個人層面“自下而上”的變遷過程,使得某種文化標準成為共同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觀,進而在文化的宏觀層面得以改觀。克諾爾·塞蒂納和布洛格則創新性地提出了全球“微結構”(microstructure)的概念,這種全球微結構體現在:雖然活動主體在地理上存在著遙遠的距離,卻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的聯系相互關聯和互動。

  一直以來,國內學者對于“全球化微觀視角”的研究只零星見諸于跨國界關系網的研究。在《全球聯結與地方轉型》一書中,學者孫嘉明概括提出了“全球化的微觀研究”,開始微觀研究關注個人的全球聯接。 他認為是微觀聯接把生活在不同國度的人們聯系起來,從而產生對地方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影響和機制。他在《“人本全球化”:全球化研究的新領域》一文中,給出“人本全球化”的理解——“宏觀上人的個體或者集合在全球范圍的流動和聯結,也即人們各種各樣的超越國界、跨越文化和社會關系、以及各自生存空間的聯系的一種交往和互動過程”。



人本全球化的具象反映——全球化的微觀研究層面




  全球化,使世界日益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局。各國在全球化市場的合作與競爭中,催生了一個全球范圍的巨大人的流動磁場。在今天的世界,全球移民人口流動,留學生熱潮方興未艾,國際化人才正在全球培養,在全球工作,也被全球爭奪,加速全球人口流速……人的關系網開始實現全球鏈接,人與人的社會聯系與交往正在穿越國界、文化和時空的界限,人本全球化的序幕早已鋪開。

  全球移民流動圖景

  互聯網、電子郵件、衛星電視、手機等現代通訊手段,使全球的互聯互通性進一步增強,催生了全球范圍人才市場的競爭與合作,帶動了日益顯著的大規模國際移民現象。移民不僅給移入國帶來了人才和資金流,也促進了移入國的就業和消費,激發了移入國的經濟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發展。隨著大規模國際移民現象日益顯著,人的遷徙和移居將人的社會聯系從一個個點連接成線,在縱橫交錯鏈接中,編織成一張人本全球關系網。

  在這張網背后,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全球人才爭奪戰,各國陸續推行吸引力十足的移民政策,力圖在這場戰爭中搶得先機。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未通過國會,直接頒布“移民改革計劃”,針對高技術移民、在美留學的畢業生和企業家提供更多移民機會 ;2014年,多數美國大學也開始推出了面向中國學生的“移民橋梁計劃”,幫助中國留學生快速融入美國社會,畢業求職;加拿大“快速移民”計劃將有助引進雇主需要的移民人才,審批時間將縮短到3至6個月,包括聯邦技術移民計劃、加拿大經驗類別、聯邦技工移民計劃,以及部分省推薦移民計劃 ; 新加坡建立了“國民融合理事會”,目的在于推動和促進新加坡公民與外來新移民和外國人的融合,鼓勵和期望新移民去分享其價值觀和經驗,以促進共同建設美好家園 ;法國提出了“支持移民融入與防止歧視綱領”的計劃,幫助移民學習法語,頒布禁止移民歧視等28條措施。并設立融入的“部際代表”職務,負責內政部、教育部、就業部等部門工作的協調措施的執行 ;德國部長會議通過新的移民法案:只要在德國生活滿8年、正確使用德語、沒有嚴重犯罪紀錄,自食其力的外國人就能夠獲得合法居留權;而針對年輕人以及帶孩子的家長,只需在德國居住滿四年、六年,就能申請獲得合法居留權  ……

  2017年12月18日,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在發布的《2017年國際移民報告》,全球目前共有2.58億移民,比2000年增長了50%。移民占全球總人口比例也從2000年的2.8%增長到目前的3.4%。從移民年齡層面來看,近70%的國際移民處于20-64歲,正處于工作年齡的黃金時期,這無疑彌補了移民目的國當地的勞動力缺口,同時也極大的貢獻了稅收,促進了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另一方面,隨著世界移民潮流興起,以及恐怖主義猖獗所激發的社會矛盾,以“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為核心的反移民情緒也有所增長,多數國家開始收緊移民政策,通過提高申請標準來限制移民數量。2017年,新西蘭政府以吸收優質移民為目標,將技術移民打分政策從140分提高到160分,今年又將4.9萬年薪調成了硬指標,隨著打分系統的改革,新西蘭移民政策趨于嚴格;澳大利亞移民部采取“推動和拉動”的動態機制,便利化臨時和永久移民的入境和管制、執法和制裁,取消457工作簽證,并對雇主擔保永居簽證的申請條件作出修改,嚴格把控高技能人才的引進,加強對永久移民申請者的把關和制裁;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后,進一步改革移民政策,除了在投資移民政策上進行調整外,H1-B簽證改革將在提倡“留住最聰明、最優秀的人才”的基礎上日趨苛刻。

  嚴格打分系統、提高申請條件等一系列的移民緊縮政策,使得西方國家對于移入人口的質量有了更加嚴苛的把關和限制。此舉乍一看上去是限制了“移民潮”的發展,但實則進一步提高了移入人口的素質和質量,成為全球人才爭奪戰中關鍵的一環。可見,隨著人口全球流動的加快,全球移民也開始產生了新的模式轉變——從體量上的大規模遷移進化為質量上的優中選優,這樣的變化無疑向我們傳播著一個訊號:全球人口流動下產生的人才紅利已經成為共識,人本全球化也將隨著全球人才爭奪戰而進一步演進。

  留學群體與全球人脈網絡

  子女教育是影響人才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教育程度的提高,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熟練使用英語,同時催生了全球另一大流動群體——留學生。2015-2016學年世界八大留學目的國接收國際學生總數達3322792人。其中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學生總數達1,043,839人,是美國高等教育總學生數的5.2%,占全球國際學生總量的四分之一。 現階段,國際留學群體已經產生了人口流動的規模效應,與此同時帶來了龐大的人才效應和經濟效應。

  美國英特爾公司政府事務部主任邁克爾·麥巴什曾說過:“如果美國的大學造就了世界上最為優秀的人才,那么美國的公司就應該在他們的文憑后面貼上一張綠卡。”2007年,美國政府專門建立了面向理工科博士課程的新的獎學金制度,并從全世界嚴格選拔和破格錄用了第一批約30名留學生,每人每年享受獎學金16萬美元,為期五年,學成后將被挽留在美國工作; 英國政府也規定全球50所頂尖MBA學院的畢業生,可以直接申請英國高技術人才移民計劃。新加坡政府甚至規定,公立政府學院錄取的國際學生可接受政府助學金資助,但需要簽訂畢業后留下來工作數年的服務協議;在德國畢業的國際學生,可以通過申請歐盟藍卡留在德國工作,來自第三國家的留學生如果在畢業后已獲得與專業資格相稱的工作但工資收入沒有達到歐洲藍卡的最低要求,還可以申請在德國的臨時居住權。

  此外,留學生紅利資源不僅在于高水平教育下的人才優勢,還建立國內外人際關系網。CCG學術委員會專家,香港科技大學中國國際關系中心主任David Zweig教授與同事做過一項海歸回國創業的研究,結果顯示19%的海歸在海外擁有自己的公司,25%的人在海外擁有合伙公司,67%的人宣稱在海外擁有關系網。

  其實各國政府和大學利用他們接納的外國留學生,來構建自己的海外人際關系網絡的現象早已十分普遍。1998—2006年間,韓國首爾大學1000多名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中,來自中國、東南亞等地區留學生占90%,他們之中很多人回國擔任高層干部、正副級部長、市長等重要領導職位。由此,首爾大學將制定“外國校友優待項目”,推進“全球網絡工程”提上日程; 哈佛商學院有60000多名活躍的校友在世界各地,其校友網絡遍布167個國家,全球85個校友俱樂部與協會之間建立了廣泛的人脈關系;凱洛格學院的校友會遍及全球80多個國家,沃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商學院校友網絡,規模超過69000人,分布在130多個國家……

  世界名牌大學在全球的校友網絡,已經成為他們儲存在全球的一筆財富,他們也由此通過留學群體優勢,在母校和相關國家之間建立起了全球人際關系網絡,紛紛開始建立全球人才數據庫和人才網,進一步推進了人本全球化的發展步伐。

  人才國際化與國際獵頭

  移民潮和留學潮的背后,彌漫著世界各國的人才爭奪戰的硝煙。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建立起來,國際間人才流動打破了國家間的界限,掙脫了區域的束縛,人才國際化流動屢見不鮮。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光輝國際、海德思哲、史賓沙等公司開始為IBM、可口可樂和迪士尼等大型公司物色CEO,這種專門為企業尋找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服務的中介機構——“獵頭公司和獵頭顧問”開始進入大眾的視野。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些大型獵頭公司開始公開募股,21世紀之后,獵頭公司的經營范圍開始縱深發展,不再局限于高級人才的搜羅與舉薦,開始為企業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診斷及咨詢,甚至可以為企業提供人力資源服務方案。

  著名獵頭公司光輝國際的負責人英格索爾曾說,現在謀求在母國以外發展的國際管理人才隊伍正在日益擴大,同時,國際化的企業主管可以成為公司的寶貴財富。與一些美國主管相比,他們能夠更自如地與不同族裔和民族的人一起工作,到不同的國家生活。此外,即使那些沒有外籍高層主管的公司,現在也往往要求新聘用的本國經理到另一個國家去走馬上任,獲得國際經驗。

  獵頭公司的崛起和發展,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崛起、經濟全球化浪潮的來襲以及高端人才資源的短缺三大主要因素使然。由此,國際高端人才之間的交流置換開始成為潮流發展,大型跨國公司的高管人才和人脈資源開始全球聯結與共享。與此同時,隨著新一輪全球化的縱深發展,國際間人才流動的范圍和模式也已經從鳳毛菱角的高管資源庫中突破出來,特別是當企業海外投資并購,進行產業資本的運作和整合之時,人才隊伍的配備也開始以整合的模式分割與重組。

  早在2004年,聯想12.5億美元收購IBM,儼然成為國際人才構建性重組合并的范例。為了挽留核心團隊,聯想以3500萬美元專門用于員工激勵,2200萬現金留住高管團隊,最后又使出了國際慣用的“金手銬”——用價值3500萬的聯想股票置換IBM高管團隊手中無法兌現的IBM“廢紙”股票。最終實現了并購IBM的同時,并購其高水準團隊的協調效益。

  新一輪全球化背景下,國際人才流動早已不再停留在一個一個地去吸納的模式上,而是已經成規模、建制運作。這一趨勢下,全球高層次精英流通渠道被打通,國際人才協同手中的人脈資源、智力資源以及資本資源帶動整個全球商業資源的流轉和整合。



人本全球化下的中國實踐




  在新一輪全球化正在興起,人本全球化大潮之下,中國如何尋找新格局,抓住新機遇?這值得我們思考和追尋。留學群體的世界遷移與全球精英人脈網并生發展,人才國際化推動國際獵頭群體的產生,人才的跨國學習、就業帶來了全球移民大潮愈演愈烈,進一步帶動旅游勞務的全球范圍流動,和資本貿易全球更深層次的交換更迭……

  留學與“海歸”人才紅利

  中國的留學群體擁有巨大的體量優勢,這同時也是中國在人本全球化大潮下不可忽視的機遇和潛力所在。1950年9月,來自北大、清華、燕京以及其他幾所大學25名幸運的留學生帶著祖國殷切的囑托,乘火車離開北京,經莫斯科分赴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五個國家——這是新中國向蘇聯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20世紀80年代,中國與外界的交流剛剛起步,國際航線屈指可數,從中國飛抵北美的航班每天僅有一班。如今,在加拿大的街頭所處可見說普通話的中國人,吃中國火鍋、餃子、面條等各種風味,早已無法與三十多年前同日而語。

  跨入21世紀,中國留學大潮方興未艾,新增留學人員數量穩步快速增長,出國學生群體中華人的面孔隨處可見。2016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同比增長3.97%。1978年到2016年期間,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累計達458.66萬人。 目前中國仍然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英國等國家的最主要留學生源國,占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留學生的比例超過30%,占韓國和日本留學生比例更是達到57.3%和49.3%。  現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人才流動國,也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送國。

  同時,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中國對留學人員的吸引力有了大幅度提升,留學回國人員在歸國后也為中國的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創造了價值。教育部出國留學人員統計表明,留學回國人員人數從2005年到2016年內,從3.5萬增加到43.25萬人,留學人員回國比例也從29.54%提升到79.43%,留學回國人數與出國留學人數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

  與此同時,來華留學熱潮也開始興起,隨著來華留學工作受到越來越多重視,“出國留學和來華留學并重”理念在我國正式確立,帶來巨大留學紅利。2016年來華留學生數量達到44.3萬人次,較2015年增長11.3%,較2004年的11.1萬人次增幅達到299%,上漲接近3倍。  為鼓勵外籍人才來華留學,我國政府在來華留學生獎學金發放和允許優秀外籍高校畢業生在華就業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城市也在國家政策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的放寬,如上海對留學生的學歷要求降低到本科,但來華留學人員數量仍然遠低于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人員數量,留學赤字問題依然嚴峻。

  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人才的雙向或多向流動是全球化的標識之一,世界人才的流動越發稀松平常。不論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留學生回國,還是外國學生來華留學,都是中國參與人本全球化的體現,實現了國際人才環流,促進了國際間的知識和文化交流,同時在國家間的公共外交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一群體不僅在國際留學人才環流中占有體量上的優勢,更是難得的掌握著先進科技和學術資源的人才儲備庫。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我們應該進一步拓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通道與模式,來華留學生在華工作發展的限制,吸引“一帶一路”創新型人才參與到中國和其祖國之間的發展建設中來。以應該迎合時代發展的趨勢,把握留學人員優勢和紅利“為我所用”。

  把握國際化人才來華機遇

  隨著全球人才爭奪戰的興起,中國也開始邁出了引才引智的步伐,越來越多的外籍人才來華工作。以北京引才為例,自2016年以來,中關村獲得中國“綠卡”的外籍人士達353人。2017年,中關村創業大街孵化的878家初創企業中,有接近14%家企業由外國人或海歸人士創建。中關村示范區專門開設針對外籍人才來華在中關村創新創業的“一條龍”優質服務,“開通永久居留證直通車”“設立審批服務窗口”等10項政策在中關村先行先試。此外,通過“外專千人計劃”等相關引才政策的出臺,來華工作的外籍人才不多增長,據統計,2013-2017年期間,來華工作的外國專家增加了40%。

  與此同時,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機遇和挑戰。在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踏出國門,進行對外投資和產業收購與兼并,更需要大量國際化人才來開拓市場,并引進國際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由此對于國際化人才所產生的高需求也成為必然。

  但隨著外籍人才的流入以及中國企業陸續踏出國門,國際人才來華工作的問題也逐漸顯現。一方面,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欠佳,人才引進機制缺失問題明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未能與國際化管理水平對接;職級體系、人才評估的標準機制、薪酬管理理念、工作生活平衡觀的不同等 ;另一方面,我國人才機制對海外高層次人才吸引力不強:如缺少諸如世界級實驗室、跨國公司全球性研發總部等匯聚一流人才的世界級平臺。再者,我國對海外人才征收的現行稅制稅率高,缺乏激勵調節機制;此外,由于外籍人才的社會保障和醫保制度的缺失,使得外籍人士來華工作面臨層層阻礙。

  首先,在政策角度,中國應繼續增加并擴大國際引智力度和范圍。2018年自3月1日起,《外國人才簽證制度實施辦法》將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在此基礎上相關法律規章以及配套政策應繼續完善加強;此外,在市場角度,中國企業應注重擴大國際化人才在董事會、獨立董事會的比例。管理層的全球化主義和國際工作經驗,是企業走向全球市場并提供全球服務的重要基礎;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例越高企業越傾向于選擇國際化戰略。董事會擁有更多的國際化相關知識、技能和信息,并投入更多的時間參與國際化戰略,有助于公司的國際化經營與管理。此外,還要善于引進國際人才勢必帶來改革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應隨著國際市場變化而更新。國內的全球人才招聘,應參照人才的國際定價,同時向國際人力資源保障和稅收制度看齊。

  “華裔卡”呼之欲出

  留學群體與全球精英人脈網的并生,帶來人才國際化的爭奪和流轉,全球移民大潮愈演愈烈。移民潮的發展和帶來了全球人才的大規模流動,發達國家引進人才的規模之大和力度之強都是不可否認的。在世界另一頭,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是否也同樣搶占了人才戰爭的先機和風口呢?根據世界銀行研究顯示,美國是全球高技術移民首選目的國,吸納約40%的全球人才,中國、印度則是最大來源國。  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移民海外,富裕階層和知識精英的中產階級正成為新一輪移民的主力軍,中國“人財”流失壓力與日俱增。

  另一方面,在“移民熱”興起的同時,一筆巨大的引才機遇也悄然而來——僑民。中國有6000萬的華人華僑,這是全球最大的海外國家人才庫, 然而這一群體大部分都滯留海外并未回國;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人口比例也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 年調查顯示,在華外國人比例只有 0.06%,遠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水平。

  為什么在中國騰飛于全球的今天,中國對外國人的吸引力仍然較低?相比之下,印度雖然只有2000萬僑民,但從1999年開始,印度開始實施“印度裔卡”計劃:持有印度護照的任何人,本人或者父母或者祖父母的任何一方在印度出生或按照1935年印度政府的法案所規定的常駐在印度的都可以申請“印度裔卡”,持卡者15年內拜訪印度不需要簽證。截至2010年,印度發放了400萬張“海外印度公民證”,700萬張“印度裔卡”,共計1100萬張。

  反思中國,現階段我們擁有6000萬僑民群體,他們不僅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啟蒙者,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天然紐帶。由此,在雙重國籍制度短期內不能成行的現實下,中國的“華裔卡”制度也隨之呼之欲出。我們建議探索建立華裔卡制度和華僑身份證制度,建立起對這一群體血脈上的“官方認證”。

  提升來華旅游吸引力

  隨著全球移民大潮愈演愈烈,進一步帶動旅游勞務的全球范圍流動,世界版圖下的資本貿易開始更深層次的交換和流轉。目前,中國已是推動國際旅游業發展的首要力量。2005年至2015年間,中國大陸出境游人數增長312.9%,境外消費總額排名世界第一。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國游客在旅游目的地選擇上更趨國際化,中國游客也因人口基數大、消費力強而成為世界各國爭搶的“香餑餑”。2016年,中國大陸游客境外消費總額達到2610億美元,同比增長12%,占全球旅游總消費額的20.9%,排名世界第一。龐大的中國游客在推動世界旅游業增長的同時,也成為拉動旅游目的國經濟的重要力量。中國大陸游客占比全球已登記游客人數近10%,海外消費總額連續12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穩坐世界旅游大國位置。

  但需要指出的是,與出境游的持續高熱相比,中國入境旅游發展不夠理想,國際游客數量存在明顯赤字。CCG“從出入境旅游看中國全球化發展”系列報告一《出境游持續火熱,中國入境游發展還需要更大提升》數據分析,從2005年到2015的10年之間,我國入境游客數量增長11.2%,平均每年僅有約1%的增長點;除去港、澳、臺入境游客,2015年我國國際出入境游客數量赤字逾3000萬。 在當前發展態勢下,未來五年我國國際游客赤字將可能超過1億。究其原因,來華簽證、旅游宣傳、語言文化、旅游成本、旅游環境以及綜合實力,尤其是軟實力等因素都是影響我國入境游發展的阻力所在。

  中國在不斷走向全球化的道路上,發展入境游、吸引更多國際游客來華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增進各國之間深度了解,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的模式下向世界展現負責任大國的氣度和胸襟、講好中國故事,吸引外國人來華旅游是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由此我們首先要真正重視入境旅游發展,繼續推行簽證改革,通過區域免簽和區域聯動機制建設提升外國游客入境中國的便利程度;實現政府職能部門對旅游業的協同管理;發揮旅游行業組織和企業力量宣傳中國旅游,深入挖掘區域資源特色;培養國際化旅游人才,減少語言、文化差異導致的障礙;以綜合能力促入境旅游發展,以入境旅游發展促進綜合能力提升。

  推動海外勞務雙向流動

  除了旅游群體之外,海外勞務人口,特別是勞務輸出又推動了勞務人群的全球化流動。以著名的勞務輸出國菲律賓為例,它的海外勞務匯款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菲律賓在海外工作的合同勞務人員約為240萬,約占總人口的2.4%。再加上菲律賓移民和定居者、非法工作或居留者,在海外工作菲律賓人總數接近1000萬。一個小國菲律賓對外勞務輸出群體的體量已經是如此,回望我國擁有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數,對外勞務輸出群體規模更不容小覷。

  我國的勞務輸出歷史的開端在鴉片戰爭之后,19世紀中期,外國殖民者通過利誘、拐騙等不法手段,擄掠了大量中國勞動力;二戰期間,中國派出了大量勞動力,為英、法、俄以及東南亞國家抵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以無償的形式開展勞務輸出以援助亞洲、非洲、社會主義國家如前蘇聯、蒙古、尼日利亞等的經濟建設。

  伴隨著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我國勞務輸出事業取得了更快的發展,到目前已頗具規模,比如在遠東俄羅斯、非洲等地,中國是有巨大優勢的。中國有14億人口,如果把海外勞務、移民的6000萬人口計算在內,中國就有遠遠超過14億的人才庫體量,如此之大的群體資源必將要在全球化的第三階段“為我所用”。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放寬簽證政策,推動合法外來務工人員來華,從而引進較大體量的帶勞動力人口,以緩解中國現階段步入的老齡社會形式。比如,有4000千萬的華人華僑聚集的東南亞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緣資源優勢,中國可首先嘗試建立與東盟合作勞動力自由流動示范區。通過合法的途徑引進外國勞務人口,開展境外人力資源的互動,放寬簽證政策,以彌補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沿海勞動力的短缺,這同時也是我們推進 “一帶一路”倡議與深化東盟合作最大的增長點之一。



結語




  從15世紀新大陸的發現至今,全球化浪潮已經持續了500多年。從貨物貿易到資本流動——兩次全球化浪潮的演變,使得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版圖在這半個千年之中日益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局。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演進,全球范圍的巨大人的流動磁場開始形成并發展——留學生熱潮、全球國際化人才爭奪戰的興起,開始催生全球移民形成潮流,也由此帶動旅游、勞務人群再次加速全球人口流速……“人本全球化”早已突破現象的形態,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發展機遇與風口。

  現階段,中國已經在“貨物全球化”的第一階段實現彎道超車,但在“資本全球化”的第二階段與發達經濟體難分伯仲。隨著全球化的縱深發展,其第三階段——“人才全球化”的時代早已悄然而至,中國的“全球化”征程又迎來一個關鍵路口。改革開放40年,中國開始在新的世界舞臺以主要參與者的姿態參與全球治理,是否能夠進一步抓住新一輪全球化的發展機遇,關鍵在于對第三輪全球化特征的洞悉與把控。

  當前,世界“全球化”大潮已經將中國推上舞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理解中國是我們的時代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不是世界上哪個國家的獨舞,而必定是全世界人民的大合唱,一定要去吸納全世界的人才去共同建設。中國擁有6000萬的華人華僑,累計458.66萬人次的留學生群體、擁有龐大的旅游和出國勞務人群……把握全球人才動態流動與聯結的時代紅利,探索中國參與新一輪全球化的新實踐。為此中國更要重視海歸群體、華人華僑的力量,把握全球人口大流動的群體福利,實現國際人才環流與共享,把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吸引到中國來共同創造、共同承擔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使命。



CCG新書《全球化向何處去:大變局與中國策》出版


2019“書香天府·全民閱讀”——四川省黨員干部月讀推薦書單(四月)



《全球化向何處去——大變局與中國策》


主編:王輝耀,苗綠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邀請來自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相關知名學者,基于各自專業,在書中系統提出了他們對當前全球化遭遇困境的解釋。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共25篇文章。上篇主要涵蓋了國內全球化研究領域的學者對全球化的系統闡釋、對全球化趨勢的判斷;中篇主要為學者對目前世界上出現的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等現象的深刻反思與研判;下篇主要從經濟貿易、外交、文化等不同領域提出了中國如何引導與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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