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1月06日

王輝耀: 以“中國分擔”和“全球共治”突破全球化兩大陷阱 | CCG研究

來源:CCG


作者 | 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全球化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



  自其萌芽以來,經濟全球化恰似世界經濟迅猛的催化劑,極大地提升了社會生產力,為世界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尤其自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被多數學者視為“全球化3.0”的時代以來,是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階段,也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段。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經濟從1970年的2.95萬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65.6萬億美元,增長了20多倍。全球貿易從1970年的3056億美元到2010年為15萬億美元,增長接近50倍。

  以經濟學理論的視角,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帶來全方位、革命性的改變。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使國際經濟關系更加復雜,它使以往的國別關系、地區關系發展成為多極關系和全球關系,推動了處理這些關系的國際協調和合作機制的發展,形成這些經濟規則。

  可以說,在戰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促進了國際合作與世界繁榮的這套全球治理體系,正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得以建立與發展的。

  然而,近年來,過去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遭到忽略的負面因素逐漸顯現。由利益分配不均衡導致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加劇使全球化失去大量民眾的支持,而全球化導致的部分國家國內工作崗位流失,也激發這些國家的藍領群體反對。加之各國為刺激經濟回暖紛紛推行多樣化的貿易和投資保護措施,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全球化的倒退。

  在這波反對全球化的浪潮中,對經濟全球化影響最大、最顯著的例子包括WTO及多邊貿易體制止步不前,美國退出CPTPP,英國脫離歐盟等等。從WTO到CPTPP,從美國到歐洲,經濟全球化似乎真的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當前,二戰結束已超過七十年,二戰末期由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一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與之休戚相關的以聯合國、WTO為代表的整套全球治理體系,雖然曾經促進了戰后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大大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卻已經在長期運轉之后相對滯后于全球政經背景的深刻變化,亟需更多國家的分擔,并為體系的創新注入活力。



權力轉移時代的兩大陷阱




  與全球化的時代變局相伴而生,并使之更為波瀾起伏的,乃是作為崛起大國(rising power)的中國和作為主導性大國(ruling power)的美國之間悄然進行的權力轉移,這種大國實力對比的變化尤其在經濟領域表現得更為顯著。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各方分析熱衷于預測中國名義GDP超過美國的時間點。甚至,一些機構基于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的GDP已經超過美國。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日升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越來越符合人們對一個大國的認知和期待。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崛起讓美國部分人士感到威脅,中美對抗成為國際社會所擔憂的情境。筆者在哈佛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時期曾與著名政治學家格拉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就此交換意見。艾利森教授在國際上以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廣為人知,他認為一個強國的崛起勢必會造成現有霸權的懼怕和擔憂,從而產生結構性的張力 。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正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戰爭因此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雅典和斯巴達戰爭的分析,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

  與艾利森對中美“硬實力”(Hard Power)的聚焦相比,同樣來自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基于自身理論,更側重“軟實力”(Soft Power) 面向,并從全球治理的角度拋出另一個問題。他認為很多國際關系學者在討論21世紀國際秩序時,都擔心中美關系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其實我們更應該要問世界經濟是否會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他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拋棄國際公共產品(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角色,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有能力與意愿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經濟將出現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危機。

  而所謂“金德伯格陷阱”,指的是在曾經具有世界領袖地位的大國衰落之際,由于新興大國無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品,從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領導力真空的局面。金德伯格最早提出這個命題,認為正是美國取代了英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卻未能跟進發揮英國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因而導致20 世紀30 年代“災難的十年”。

  事實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正是當今國際體系面臨的兩大關鍵難題。前者關乎中美關系這組全球最重要雙邊關系的走向,牽動國際體系的“基本盤”。后者對于全球治理體系的健康與否,本身就是繞不過的問題。

  而與美英之間基于共享文化與價值理念的和平權力轉移相比,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恰恰面臨“修昔底德”和“金德伯格”的雙重挑戰。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一方面需要把握中美關系的大局,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引發中美沖突的雙輸局面。另一方面,又需要回應既有體系主導者美國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搭便車”、疏于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質疑。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對這兩個陷阱的回應又是密切關聯,相互嵌套的。因而,中國應該有系統性的解套方案,同時應對全球化的宏觀變局與中美關系的雙邊動態。


以“新型大國關系”避開“修昔底德陷阱”



  事實上,第二代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學者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從而使權力轉移的“宿命論”悲觀色彩得以弱化。根據新理論,新興大國與現存大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是否和平,并非完全取決于雙方“權力”(power)的消長,還應考慮后者對前者“意圖”(intentions)的判斷。也就是說,即使新興大國的實力已經逼近現存大國,只要作為既有體系主導者的現存大國不認為新興大國有意對自己取而代之、改變現有體系,那么戰爭不必然會發生。

  針對權力轉移時代下中美關系的走向,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就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他認為,決定未來中美之間“戰與和”的關鍵在于“制度彈性” 。作為既有體系主導者的美國能否給予中國更多空間,分享體系權力,作為后起之秀的中國能否接受、共享既有體系的文化與規則,都將決定現有國際體系的“制度彈性”能否包容中美兩個大國的競合關系。

  其實,中國方面對近年外界熱議的“修昔底德陷阱”高度重視,多次展示、強調了和平發展、維護國際社會繁榮與穩定的誠意。2014年1月,美國《赫芬頓郵報》旗下《世界郵報》創刊號刊登了對習近平主席的專訪。針對一些人對中國迅速崛起后必將與美國發生沖突的擔憂,習主席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而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時再次提到:“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給出的答案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的確,中國不是雅典,美國也不是斯巴達。如習主席所言,寬闊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中美都面臨時代賦予的機遇,中國的崛起不意味著美國的終結。“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大國關系”是中國從容面對“修昔底德陷阱”之問,給美國,也給世界的坦誠回應,對防止中美戰略誤判,打消世界對中國“國強必霸”的疑慮都具積極意義。



以“中國分擔”和“全球共治”開創全球治理新局面




  除了重申中國和平發展,不謀求稱霸的立場之外,如何用實際行動展示中國作為現有國際體系內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將決定中國的論述是否足以說服世界。而這,恰恰關乎中國對“金德伯格陷阱”的反擊。

  首先,中國本身就是既有世界經濟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沒有理由和動機顛覆這一體系。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正是中國打開國門、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歷史實踐。40年余來,中國“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個腳印,實現了從全球化的旁觀者到參與者、推動者的蛻變,并逐步邁向全球化引領者的行列。中國從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成長為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并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中國有足夠的理由使美國和世界相信,我們無意逆轉、取代現有的國際體系。

  因此,對現有這套國際多邊機制的尊重和維護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首要之義。中國應該積極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既有全球治理體系,在經濟層面,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現階段,WTO多邊貿易體制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仍要強調多邊貿易體制的嚴肅性,對多邊貿易體制、多邊規則更加尊重。中國應該在國際貿易體系中逐步成為榜樣,增加話語權,更好地保護WTO機制的運行,維護其權威。

  另外,WTO現在面臨發達成員國和發展中成員國之間、內部的利益關系不協調問題。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又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該更好地扮演WTO內部協調者的角色,消除WTO內部的利益矛盾,推動WTO的機制改革,從而維護好多邊貿易體制。

  同時,中國提出的一些新的國際倡議和機制,例如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可以積極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合作,既與現有體系和諧共贏,也避免造成另起爐灶的印象。

  其次,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自身對多邊體制和國際責任的棄守是中國展示對體系維護及作用的機遇,也能使中國對全球治理的貢獻更得人心。

  當前,由于特朗普表現出對美國一手建立的國際秩序、多邊機制的漠不關心,甚至表現出明顯的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的傾向,使得國際上,包括美國國內都有很大的呼聲,希望國際上能有更多大國積極擔起體系責任,維護國際秩序。如此背景下,在經濟全球化中一路成長起來,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重要一極的中國,正在被世界寄予填補“全球領導力真空”的厚望。這既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承擔更多全球領導力的挑戰。也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借全球化戰略發展壯大自身實力的歷史機遇。

  事實上,破解“金德伯格陷阱”的關鍵在于保障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正需要杜絕全球治理的領導力真空,而中國已經著手應對。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漢的研究指出,中國已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補充性或替代性國際公共財,而且已經建構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全球與區域政策協調和深化合作機制,并且正試圖協調所有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全球化下一個接棒者,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這一趨勢近幾年非常明晰。他認為美國逐步退位,世界正好可以借機修補自由國際秩序,改革全球治理機制 。在他于全球化智庫(CCG)香港委員會的演講中,朱云漢教授還提到,中國目前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和倡議,是用以維護而非削弱全球化的,畢竟,中國的經濟奇跡得益于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目前,以CPTPP、TTIP、RCEP、AIIB、G20等為代表的第二代全球治理格局正初具雛形,恰是中國趁勢而上,再次激活經濟全球化的全新窗口。因此,對于以CPTPP、TTIP、RCEP等為代表的各類區域自貿協定談判,只要向WTO通報,不違反WTO的基本原則,應當以包容的態度,鼓勵并樂見其成。同時,對于CPTPP這個戰略意義重大的協定,中國事實上應該積極參與、爭取加入,尋求對美貿易戰略主動。參與CPTPP與中國力促全球化推崇自由貿易的原則相一致,有利于遏制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勢頭,彰顯中國進一步開放的決心。因而中國應該主動參與CPTPP,進一步展示中國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促進世界共同繁榮的決心。

  同時,中國還可以推動CP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亞太自貿區(FTAAP)的形成。CPTPP 和RCEP,兩個區域自貿安排既存在競爭,又具有一定互補性,而兩邊的談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使得二者存在相互融合的潛力,也都成為統一的FTAAP 的實現路徑。

  FTAAP的推動可以有兩種途徑,一是將CPTPP和RCEP融合成為FTAAP;二是圍繞CPTPP和RCEP形成一個“傘形協定”。FTAAP可在關稅減讓、服務業開放、知識產權規則等方面設定介于CPTPP和RCEP之間的中間標準水平,在亞太區形成一個多層級的自貿體系。它的建成,將通過中美兩大經濟體的合作升級,為亞太及全球經濟釋放巨大紅利。在中國尋求經濟結構轉型和新一屆美國政府重新布局經濟戰略的歷史性時期,中美共同推動的FTAAP 符合兩國經濟、戰略利益,也有助于經濟全球化的復興與深化。而中美在全球經貿治理領域的合作將直接決定世界經濟是轉向更開放、更一體化的未來,還是走向以鄰為壑的孤立主義。

  再者,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提出新倡議、新機制的同時,也應該始終擺出與美國等大國,以及與全球分享、分擔、共治的姿態,謹防落入新的話語陷阱,在國際上造成新的誤解。

  所以,一方面我們應該多提出一些可以與美國優勢互補而非對抗的部分,開發中美兩個大國之間能夠對話與合作的新機制,這也符合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大方向。

  對此,我始終認為中國應該主動發起國際電商聯盟和國際網絡空間聯盟。美國在互聯網、電子商務領域有先發優勢,擁有Google、Apple、Facebook等高科技、互聯網巨頭,硅谷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和創新中心。而近年來,中國在此領域的發展突飛猛進,以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為代表的IT公司,不止在中國風生水起,甚至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影響力,引領一些行業風潮。相信電子商務、互聯網既是中國能夠為世界經濟做出持續貢獻的領域,也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可以互利共贏、優勢互補,并帶動世界各國參與,共同致力于提升全球經濟治理水平的重要范疇。

  另一方面,中國應該強調對全球治理責任的“分擔”、“擔當”以及與世界各國“共治”的概念,把這些概念的精神融入到已經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中,同時基于這些概念,發起建立一些助力全球治理的國際組織。

  也就是說,我們對全球治理的進一步參與和貢獻,以及積極提出的這些對全球治理的新倡議,要以“中國分擔”、“全球共治”的姿態和意識進行,區別于“中國領導”、“中美共治”等過于突出中國、中美兩國作用的說法。

  目前,西方對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崛起頗有微詞,“中國領導”的條件也并不成熟。而 “中美共治”的說法也早已有之,可能陷入G2的思維,不利于廣納各國聲音。因而,事實上中國可以多提“全球共治”,以區別于過去單極、兩極的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架構。致力于讓全球化走向更公平的,世界各國均可參與的方向,才能避免再次造成全球化的分配不均,助長全球化逆流。

  對此,結合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我們應該強調“一帶一路”是世界各國的合唱,而不是中國的獨唱。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打造“一帶一路”國際共同體,也就是基于“一帶一路”的國際共同體,以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具體來說,我們還可以倡導建立國際人才組織、國際智庫聯盟等有益于更好地挖掘中國的全球治理潛力,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優化的國際組織。

  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人才大國,也是一個貿易流動、資本流動大國。在貿易流動領域,有WTO進行全球治理,在資本流動領域,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進行全球治理,但是現在國際上還沒有一個關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動的組織。包括學歷的互相認證、職業資格的認證、甚至未來移民的配額、留學生的管理等,都特別需要一個國際組織來協調,探討如何進一步做好這些工作。

  中國要從過去30年的注重吸引外資,轉變到未來30年注重吸引境外人才。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建立一個“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組織很有必要。主動發起一個國際人才組織,在人員設置、機構設置等方面一樣占據較大的主導地位。中國本身就是個人口流動大國,如果能夠發起一個新的國際組織,讓中國為全球治理和國際人才流動做出獨特貢獻,將極具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近年來正在大力建設新型智庫,民間智庫進入蓬勃發展期。“二軌外交”成為中國增進與國際對話,促進對外交流的新領域。全球化智庫(CCG)就在推動中國的全球化研究與實踐,搭建中外溝通橋梁方面做了一定的貢獻。中國智庫應該積極通過對全球治理、全球化戰略、以及人才全球化的研究,發揮更多政策咨詢作用,通過二軌外交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

  而基于這一批新型智庫的發展經驗與成果,中國可以倡議建立一個國際智庫聯盟。這一聯盟應該歡迎、廣納世界智庫,邀請各國專家對全球化、全球治理等議題集思廣益、百家爭鳴。事實上,國際智庫聯盟應該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全球智庫的對話與合作平臺。使任何一個國家的智庫可以通過這個機制貢獻他們本國的發展經驗,對全球治理的觀點與建議,也讓這個機制成為匯集全球智庫智慧與力量,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體系的創新發展進程中來。

  總而言之,中國無意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想做、能做的是分擔國際責任、修補全球治理機制的短板,優化和創新全球治理體系。一方面,中國會致力于維護聯合國、WTO等既有的國際體系和機制,更多地展現“中國分擔”。另一方面,中國可以基于自身優勢和經驗,從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角度,與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起,提出一些更公平、道義的全球化方案與機制,并邀請世界各國一起參與,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追求“全球共治”的格局。相信以“中國分擔”和“全球共治”,中國能夠避免和美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夠給“金德伯格陷阱”一個圓滿的答案。



CCG新書《全球化向何處去:大變局與中國策》出版


2019“書香天府·全民閱讀”——四川省黨員干部月讀推薦書單(四月)



《全球化向何處去——大變局與中國策》


主編:王輝耀,苗綠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邀請來自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相關知名學者,基于各自專業,在書中系統提出了他們對當前全球化遭遇困境的解釋。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共25篇文章。上篇主要涵蓋了國內全球化研究領域的學者對全球化的系統闡釋、對全球化趨勢的判斷;中篇主要為學者對目前世界上出現的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等現象的深刻反思與研判;下篇主要從經濟貿易、外交、文化等不同領域提出了中國如何引導與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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